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，伟人的决策往往承载着深远的考量，影响着时代的走向。毛主席曾有三大被世人称道的骄傲 —— 用对一人、放对一人、杀对一人。这三个看似截然不同的决定，背后蕴含着超越个人恩怨、着眼全局的战略眼光，彰显着令人叹服的识人智慧与领袖魄力，成为一段流传至今的历史佳话。
放对一人，是胸怀，更是统战的智慧。1953 年春，贵州惠水县的公审大会上，匪首程连珍（江湖名号 “双枪老太婆”）被当场释放的宣判，像一颗惊雷引爆了全场。民众哗然，质疑声四起，毕竟程连珍此前带着土匪袭击工作队、抢夺救济粮，手上血债累累，早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。没人想到，这个决定竟出自毛主席的亲自拍板。程连珍的人生本是安稳度日，只因时局混乱，为保住家中产业才卷入纷争，成为土匪头目。但她并非全然作恶，有着自己的底线 —— 从不伤害无辜的少数民族乡亲，甚至会阻拦土匪骚扰布依族村寨。彼时西南刚解放，不少土匪与少数民族群众交织在一起，硬打硬杀虽能解一时之困，却容易引发群众抵触，不利于长久安定。毛主席看到了程连珍在布依族中的影响力，深知争取她、感化她，远比杀了她更能收服人心。释放后的程连珍彻底悔改，主动担任剿匪向导，将山里的地形、土匪的黑话与联络方式和盘托出，还挨家挨户劝说昔日同伙归顺。在她的助力下，僵持已久的剿匪工作顺风顺水，乡亲们的怨气也渐渐消散，一场潜在的矛盾以柔性方式化解，尽显伟人的宽广胸怀与长远考量。
用对一人，是眼光，更是强军的关键。长征路上，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空降了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参谋长，消息传开，老兵们纷纷质疑。这位戴着圆框眼镜、说话轻柔、酷似教书先生的年轻人，便是左权。在那个靠战功论资排辈的年代，左权的 “火箭式提拔” 显得格格不入，而毛主席力排众议坚持启用他，源于对其履历的深刻了解。左权出身黄埔军校一期，还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，彼时红军队伍中猛将如云，但懂现代军事理论、能指挥大兵团作战的 “军事大脑” 极为稀缺。毛主席正是看中了这一点，将左权推到关键岗位。1941 年黄崖洞保卫战中，左权的军事才能发挥到了极致。面对五千多名装备精良的日军精锐，他仅用一千三百多名战士，凭借对地形的精准勘查和层层防御工事，将现代军事理论与山地作战特点完美结合，最终创下日军死伤一千多人、我方仅牺牲一百六十六人的辉煌战果，战损比一比六的奇迹在抗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可惜天妒英才，1942 年左权在十字岭指挥突围时，为掩护大部队和群众转移壮烈殉国，年仅三十七岁。后来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并被毛主席批准永久保留，这份认可与惋惜，见证着伟人识人的毒辣眼光与对人才的珍视。
杀对一人，是魄力，更是立规的决心。1937 年 10 月的延安，空气凝重。抗日军政大学队长黄克功，这位二十六岁的井冈山老兵、走过长征路的功臣，竟因逼婚未遂，枪杀了陕北公学十六岁女学员刘茜。黄克功根正苗红，打仗勇猛，是前途无量的干部苗子。被捕后，他写信给毛主席，请求赐一挺机枪，让自己死在抗日战场上。当时，为他求情的信件堆满案头，不少人觉得他有本事、值得惋惜，希望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延安如同一个大家庭，战友们出生入死，犯错后人们往往倾向于宽容。但毛主席在窑洞里沉思一夜后，做出了震撼人心的决定 —— 召开公审大会，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，立即执行。枪响的瞬间，操场上寂静无声，而老百姓的心彻底安定下来。这一声枪响，向世人宣告：在延安，没有特权，无论功劳多大、资历多深，触犯法律都必将受到严惩。毛主席以 “挥泪斩马谡” 的魄力，守住了法律的底线，奠定了根据地的法治根基，也赢得了民众的绝对信任。
用对左权，是为军队注入专业力量，开创新型作战模式；放对程连珍，是为统战打开突破口，实现区域长久安稳；杀对黄克功，是为法治立威，筑牢民心根基。这三个决定，分别对应着军事、统战、法治三个维度，看似独立，实则一脉相承，彰显着毛主席作为 “国手” 的战略格局 —— 不纠结于一时得失，不局限于个人恩怨，而是从整盘棋出发，在矛盾中找平衡，在风险中抓机遇，在复杂中做选择。正是这样的智慧与魄力，引领着中国革命在艰难险阻中不断前行，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：真正的领袖，既要心怀苍生，也要明辨是非；既要善用贤才，也要坚守原则。
